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问题
1、供需失衡的现实
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会议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长期时间以来，中国政府曾试图采取持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可是实际的收效不佳，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增大。面对严峻的现实，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体现了当前经济问题的准确判断。可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需求不足。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市场上产能过剩，消费疲软;另一方面国民却蜂拥海代海淘和爆买(1)，就连2015当天过千亿电商总销售额的双11节里，跨境电商或海外完税产品均成为了主角。
就世界范围看，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优势正在失去，除了人力成本(实际上用人数与单位支出数优势也在失去)外，土地成本、物流成本、原料和半成品成本、能源成本、税务成本、以及市场规范和技术储备等方面，发达国家均开始出现了优于中国的势头。如果美元再升值10%，那么我国许多出口企业将更为艰难，出口加工企业老板“跑路”现象也将再次出现。
这些，表面上看是中国企业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却又过度负债，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总体处于产能过剩。然而，我们深入观察会发现，中国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短期、周期性或外部冲击，实质上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内源性的结构性失衡，供给则结构与消费则需求的严重不匹配。
2、经济理论的混沌
中国经济内源性的结构性失衡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其主要的成因在哪?我们又该如何积极应对与解决问题?于是，各路经济人士开始引经据典，经济理论各学派也再度登场较量。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拉锯战持续不断，试图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登场，最近更是迎来了“供给经济学”的蓝天。人们试图在供给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针锋相对中，找到中国经济的解决之道。
然而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加之新时期极速转型的困惑，特别是对大批原本市场经济意识就不强的又散布在各县乡和广大农村的中小企业来讲，主动实现结构性重组谈何容易。
笔者以为真正的经济学人是谋求社会幸福生活的新路或探索其规律与发展趋势，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经济学、供给经济学等均属于大工业革命的产物。虽然其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和参考意义，但均已无法彻底适应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经济遇到了全球范围智能科技所引发的社会变革，经济形态正在快速跨越传统的工业革命模式，大步迈向了人类新文明的非现场经济形态。中国经济还没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影响，还来不及完全适应工业革命的市场经济，偏偏又快速遇到了新时代的新要求--尽快摆脱工业革命思维的索博。于是，政府、企业、学界的经济思维和经济理论再次出现了混沌。
二、非现场经济文明期的特征
1、造成供给则严重失衡的核心原因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脱节怎么会形成的?笔者以为这是时代性的必然，是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特征与正在快速进入新文明适应期特征的叠加反应。
中国人是聪明的，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不会笨到会去不断生产卖不出的东西，这里有全民摸着石头过河与观望、追溯政府的惯性思维影响因子的存在。过去的30年里，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的30年，上上下下不知觉地在整个过程中，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具体就表现在了各级政府的直接与间接参与市场活动，一时间“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成为口号，其实质上却导致了企业看政府的不良风潮。前期的各级政府过度作为，不经意地使之成为了整个市场经济的主控者，行业投资跟随政府号召而过度，企业的市场自觉能力和创新内驱力被对政府的依赖性所替代，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有效供给虚空，客观上也促进了官商结合的滋生。如今，这种情形又遇到了快速发展的非现场经济(2)渗透力的挑战，商业生态畸形的病态突显，进而加速演变成了中国经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最终导致总供需失衡。实体商业收缩，实体工厂举步维艰，显性失业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公共福利和公共支出缺口加大，引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
中国经济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政府积极作为和企业看政府的习性，加之非现场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遇到了内源性结构缺失的难题。原本的这些政府善意作为、企业的依赖习性和商业地产的无序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整个商业生态体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加之非现场经济无序的初级电商冲击，进一步加剧了整个商业生态体系的恶化。试想：一个畸形混乱的商业生态能不造成产品价格虚高、生产盲动，而最终导致供需失衡吗?!
2、新文明时代的特征
如今，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新文明的转型期，供给则的生产、现场实体和新的非现场企业(如电商)都出现了严重无序的混乱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新社会信任体系和商业生态体系重构的问题，涉及供给则结构及各主体间如何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问题，也是一个极具时代特性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正确认识由智能科技主导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新时代特征，尽快重组重构非现场经济文明期的新商业生态体系才是关键。
进入21世纪，智能科技和数字产品为主导的数字生活，以出乎人们意料的速度，向智能型生活模式转型，并迅速地展现出了一种新趋势：互联+物联+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 “智能技术体系”的集成态势。这里特别指出：“智能技术集成”是各种智能技术融合与协同的作用，不是某一单项技术的奇特功效，互联网仅仅只是其中之一。“智能技术体系”集成态势出现，迅速朝向了集成的公开性与共享性方向发展，这种共享性的“智能技术集成”体系再结合了社会动力机制和利益交换机制等人类智慧，这就形成了非现场经济的社会智慧大脑发育，即所谓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开始形成与发力。
智能技术集成 + 社会动力机制 + 社会交换机制 = “智慧共享体系”
这里的社会动力机制指社会的各种利益机制，是新时代的新社群交易指各种利益的交换实现机制。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共享机制，是由高度发达的机械性智能综合技术加人类特有的智慧文明而构成。概括的说:智慧共享体系由智能技术集成体系及其应用与社会智慧共享机制而共同组成。“智能技术集成”是“智慧共享体系”物质基础，“智慧共享体系”是“智能技术集成”的必然产物，智慧共享体系构成了非现场经济文明形成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智慧劳动就是借助于这个“智慧共享体系”的社会集成大脑而实现了：“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智慧劳动通过由智慧技术、智慧文化共同搭建的“智慧共享体系”，展示出了智慧劳动的“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最终成就了智慧劳动是社会经济新主导的地位。
非现场经济是指：非现场经济(Off-site Economy)在智慧经济时代以智能化程度为时间节点，由智慧劳动引起的，相对与质能经济，反映当今社会由非现场活动的加剧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随之的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
非现场经济学说顺应了这种强大的社会需求动力，尝试着去探索第三文明时代里，去实现这种公正平等最大化的内在社会机制和去资本化的无疆界社会经济体系重新构建的理路，重构非现场经济文明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经济体系，以应对原本基于地域和身份地位而建立起来的传统信用体系的崩溃。非现场经济的提出不仅是一个不同的提法，而是揭示了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社会主特征，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重大文明期的符号。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社群结构与主活动形态的变化，把以自然经济为代表的古代分散式现场交易、分散式现场管理为主特征的称为第一文明期;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两次工业革命集中式高度现场化为主特征的称为第二文明期;以高效非现场经济为代表的智慧共享社会称为第三文明期。三个不同文明期所各自对应了三个不同社会群体的结构和社会体系。社会政策的制订者、公共管理者一起，应尽快摆脱大工业革命思维惯性和互联网经济思维过窄的索博，重新探索和认知非现场经济下的全球新文明的社会发展脉络。
三、重构新文明期的商业生态
1、重构实体商业生态圈
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与实体店的没落，不仅仅是因为电商兴起而遭受的冲击，而是近十几年来，中国传统实体商业建立在了无序地扩展的商业地产和脱缰的地产高成本基础之上，从而使得实体商业一开始就建立在了高成本运行的基础之上，终端的销售价格也就越来越离谱。高成本的商家也只能依赖搞活动打折促销来拉动客人，为了满足商场的疯狂打折，致使厂商无奈地把价格越标越高，以至于一些零售价是实际生产成本的7一8倍，且还大量存在着大量的商家严重扣押和拖欠厂商应收款的现象。实体商业的生态失衡，加之人民币连续八年的升值，劳动力等成本的增加，使中国制造优势正逐步失去。许多原本出口为主的实体工厂也把商品投回国内市场，加速了国内市场的商品过剩、产能过剩。
在以美日为代表的国际制造业实际综合成本正朝着越来越低于中国的路发展的今天，一个实体企业中间环节成本虚高的严重问题横在了中国经济的面前。于是，海淘代购、疯狂海外购物及跨境电商的崛起也就成为了必然，中国实体工厂陷入了越来越艰难的境地
我一直认为拯救实体经济单靠汇率杠杆不够，而是整个商业生态结构性的重构。因此，遏制商业地产无序发展成为了重构商业生态圈的首要。根除商业地产暴利和线下实体商业的支撑基础，大力鼓励一切去中间环节的新商业形态，迫使产品价格虚高的实体商店关门或转型回归到理性的服务角色，以生产与商业协同发展的市场自发力，重构与非现场经济文明相适应的理性合理的实体商业新生态。
2、重构电商商业生态圈
实体商业生态的恶化，使得电商及一些线上平价商品店乘虚而入，迅速占领了市场一定份额。可是由于传统电商的初级模式和平台自身的利益驱动，使得如今的电商商业生态也出现了可怕的恶化趋势。电商1.0模式的“厂商合一”“店商合一”模式下，电商商户在短期利益和低价竞争的驱使下，往往最后多数均会采取牺牲质量、信誉为代价，而仿名牌、以次充好，而平台为了留住商铺数也基本睁只眼闭一只眼。最近电商平台售假问题再度被社会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服装鞋类协会(AAFA)已经督促美国政府，再次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在线交易市场淘宝网列入“恶意市场”名单，原因是淘宝网上假货依旧泛滥。不久前，我在短文《破解品牌商触网的死亡之吻》(3)里曾写道：“传统电商简单的拿货制与代理制导致的电商业无序发展、导流成本、虚假刷单、暴力刷屏、三无产品混混杂、投诉无门等，不仅威胁到电商自身发展，也严重伤害到了优质品牌厂商。如今的优质品牌厂商只要触网等同接到了死亡之吻，几乎都逃脱不了极速兴奋且快速死亡的命运”。
电商业同样也存在着门槛被逐步提高、流量成本高涨和拖欠款等类似现实实体商业的问题，大型IT企业通过流量的绑架或垄断新的商业生态，造成了电商业再次出现类似实体商业的价格虚高。电商业多数亏损(特别是厂商自营电商)，原本的电商去中间环节的优势正在逐步被削弱。看来非现场经济同样面临一个不在场的商业生态体系构建问题，否则同样将再次落入实体商业生态恶化的境地，再次造成供给结构的继续失衡。
笔者以为新电商应该解决这些涉及商业生态的问题，这单靠号召电商企业的自律是行不通的。现今电商平台上假货不绝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在于假货制造者，这里还有一个电商平台自身运行模式设计上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电商商业生态秩序如何构建的问题。故积极倡导鼓励电商1.0的升級转型，实现电商专业化分工和规范化经营模式【如PTMC模型(4)】，推动非现场经济不在场的新商业生态的重新构建。
3、协同构建的新时代商业生态
我们已经进入非现场经济文明时代，非现场经济的表面上看是人的活动的现场与非现场分离，实质则是社会系统性的分离。随着智能科技支撑下的超高速物流、信息流、智慧流(具有共享价值的DT)的打通，再加上高速量子计算的产生，现场与非现场就彻底脱离了地理空间索博，所有实际物体的东西都被一个形而上的物体所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也就被脱离了现场的巨大权利或者某种技术所谓的自增强互补性效率被调控了，它的规律不再受现实要素的影响，而是被一种共享智慧自身的增长所控制。
现场经济始终将会存在，但将逐步逐步地被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所控制。这是智能社会的一次合理的自然再分工，这种分工是建立在共享与理性互赢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由地理、身份地位和精英契约等要素构成的传统社会信任体系被非现场经济环境冲击的时代里，只有重构“去地理、无身份地位、低门槛”新社会环境的社会全新信任体系，促进生产制造业、实体业和电商业共同搭建优质非现场商业生态体系，才能真正克服长期的供需再失衡困难。此时，非现场经济(包括新电商)与实体经济就不再是对立面，而是协同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最终共同推动实现了新时代环境的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四、结论
商业生态系统涉及各成员不同的行业创新、知识共享、价值实现、体系秩序控制等方面，具有分工协作、共同适应、协同进化等特性。新历史时期，只有政府、企业、学界通力合作，重构社会信任体系和新型商业生态文明，才能确保中国经济结构根本性改革的实现。
政府着眼点：规范与秩序。
建议政府顺应新时代新文明需求，适时调整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从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或试图直接调控供给则改革的作为中解脱出来，进而转向对商业规范与秩序的关注。运用政策导向催生良性综合商业生态体系，利用税收导向积极干预商业规范与秩序的建立，采取法制手段坚决维护商业生态。从实体整顿商业生态秩序、整顿电商商业生态秩序着手，推动新新历史机遇期的中国社会整体商业生态的恢复和重建，从根源上解决供给则失衡问题。
企业着眼点：非现场经济市场与新社群。
时代不同了，中国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在进步，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的行为正在减少，尽快克服依赖政府、追溯政府方向标的老式思维习性。着眼全球化无疆界低门槛的非现场经济发展趋势，追随非现场经济市场与新社群需求，不断去调整或创新适应新环境新社群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学者着眼点：时代性。
建议广大学者牢牢站在时代的前沿，运用各自博大精深的专业知识，共同推进新时代特征下的中国经济理论探索，一起完善新时代的非现场经济学说，多学科一起推动新时代文明下中国商业生态体系的重整。
重构非现场经济文明期的社会信任体系和新型商业生态文明，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注释：
(1)、源自日本的一个新词，日文为“爆买い”，翻译成中文就是“疯狂购买”的意思。这一词汇是为中国游客造出的新词汇，在日本被评为2015年10大网络热词之一。
(2)、非现场经济是指智能科技带来的人类第三文明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参阅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第18期的《非现场经济与智慧共享体系简论》。
(3)、参见中国网2015年9月21日《破解品牌商触网的死亡之吻，迎接电商2.0时代到来》
(4)、参见中国网2015年9月21日《破解品牌商触网的死亡之吻，迎接电商2.0时代到来》
(作者：张为志 浙江大学科学技术与产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