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子佛：原名钱文聚，号归一堂主人，一真。1971年生，甘肃永登人，祖籍浙江绍兴山阴。西北民族大学美术系毕业。为人随和，善交朋友，有人题诗：“文聚墨友会三教，神驼大漠立苍天”。绘画题材广泛，以西部高原山水、骆驼、牦牛画誉满陇上，有“西部神驼”、“铁笔梅花”之美称，精花鸟、人物。作品被广大爱好者，地方博物馆及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国际友人收藏。西部著名已故画家范有信先生关门弟子，现为中国西藏山水画大师刘万年先生入室弟子，刘万年美术馆画家。中国国画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湟书画院院长。2002年创作百米长卷《吞吐大荒图》（70×10000cm），2003年10月创作百米长卷《大漠雄风》（50×10000cm）。2004年5月创建河湟书画院，得到刘大为、刘文西、张海三位先生的大力支持。 独创“流沙皴”“辫子皴”“麦垛皴”“竹席皴”，“边塞画派”理论
创建者。
我的骆驼画为何不带人物
承蒙广大书画爱好者和收藏者的厚爱,在他们的鼓励和鞭策下,经过数年的潜心研习,我的作品在继承恩师风格的基础上,逐步有了自己的相貌和风格，逐步得到社会的肯定。有很多画友、老师、收藏者问：“你的骆驼画为何不带人物呢？”“如果带上人物会更好一些吧！”每遇此问，我便笑而答曰：“我画的是野骆驼，它不喜欢有人赶它，更憎恨有人骑它……”在此，我想就以此问题谈一些相关的问题，和广大同仁一道商讨。
这是一个美术理念。这一理念，直接关系着美术家思想的价值取向、美术作品的命运和对社会作用的大小!不管是西方的美术家还是东方的美术家,他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他们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们更是一群特殊的人，这是因为他们的语言表达是通过不同于常人的特殊的语言——艺术语言来表达的。有的是雕塑的，有的是建筑的，有的是工艺的，我要谈的是绘画的。
在庞大的绘画门类内，中国画是独树一帜的绘画，它犹以写意水墨画为精髓。中国画崇尚写意，画家在生宣纸上用水墨在进行着自己“无法而法”的个性张扬、情感宣泄。因此，作为写意的中国画对物象形象性的要求看似是不够严谨，正如太极拳在外行看来是没有力量的。自然界的物象在画家的笔下经过“笔墨”的概括锤炼后，自觉的充当起“符号”的角色，成了“意象”，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这就使画家的作品更加趋向个性化、自然化靠近。画家笔下的事物已经不是原来的事物，而是“胸中之象”，是隐藏在自然事物背后的被画家感悟和认识了的东西，要么是精神的，要么是性格的，要么是雄健粗犷的，要么是优美清秀的……画家的情趣不一，对同一件事物的感受就不同，如一株花草，有人看到了它的秀美，而有人则悟到了它的生命的力度。所谓仁者见山，智者见水。我的恩师范有信先生所塑造的骆驼形象是坚忍不拔，上下求索的拓荒人的精神形象，正如他在画中题武守志先生的吟驼诗“天生日月驼生峰，背负苍桑大漠行，世间欲问瑶池路，只在深深蹄印中”，他生长在大都市，是有相当不错的生活环境，所以他的画追求一种清灵秀美之气，是一种优美，在优美之中辐射出雄健的光彩，令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而我是从农村大山里走出来的，骨子里的质朴使我更崇尚雄浑粗犷之气，犷而不野，粗而不草，所以我更喜欢雄伟壮观的美，力量的美，这种美常常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认为，骆驼是大西部的精灵，是大西部的精神的缩影。西部是雄浑的、粗犷的、神秘的，而这些又恰恰是我想表现的。这正如全国著名书法家汪献强（雪石）先生看了我的骆驼画之后说：“比你老师的驼还要猛……”的原因所在。周韶华先生说：“你是在西部画家中将笔墨精神、西部精神、骆驼精神揉和表现的比较成功的一位……”。因而，我的“骆驼”不是咱们“西部风情”中的“骆驼”了，是西部的化身，是西部人的写照，是西部人的大精神大气魄。在这样的一个意象后面，配上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呢？徐悲鸿先生的“奔马画”多见马而少见人甚至不见人的原因大概也在于此吧。
绘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并重的，国画笔墨的形式一定要符合创作主题的需要。浙派绘画崇尚书卷气，所以画风清灵、雅致；黄土画派尚朴实气，因此画风扎实，雄健，北派尚王者气，故而画风霸悍深浑……吴昌硕表现物象的气势，作品雄健郁勃，齐白石注重事物的情趣，作品意境深远，黄宾虹看重自然的活力，作品浑厚华滋，潘天寿注重事物的一般规律，作品笔墨老辣、形式严谨……没有一位成功的画家不去考虑笔墨形式与主题的和谐。如果徐悲鸿的“奔马”配上一位人物，则就是步入了笔墨形式和主题不和谐的境地之中，如果真要配上人物，则必须改变他的笔墨形式和画面主次（当然，人物为主其它为次），那样的话就不是徐悲鸿的“奔马”了（徐悲鸿也有很多人物配马的画作，那不是奔马图，都是叙事的或者是有具体情节的画作，主题不一样）。因此我画的骆驼画的形式不适合配上人物，要配人物就得改变整个构图形式、笔墨形式和画面主次，那样也就不是我所要表现的主题了。 画面主题思想的展显，是画家创作价值取向的体现。作品风格没有高下，但情趣有雅俗，而主题更有大小和高低，画家要表现什么样的主题，与画家的修养和所站的艺术角度有密切关系。有些画家喜欢表现小情趣，而有些则擅长大主题，有些站在“小我”的角度来绘画，有些则站在整个民族的“大我”的视点来创作。徐悲鸿先生的“奔马”正是站在后者之上。他所描绘的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马，它是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难的时候，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喷涌出来的“龙马精神”，是不屈不挠、勇往无前的中华民族的不可战胜的大精神。他的“奔马”形象驰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激励着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为民族的独立、富强而奋斗。他的“奔马”已远远超越了美术界而渗透到各个领域。在绘画界，画马高手很多，有些在笔墨形式上要超过徐悲鸿，但只能在美术界“有名”，不能产生对整个民族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些画家只占在了“小我”的或者“个性”的角度去表现“自我”，而没有站在“大我”或者“民族”的角度去探求“民族形象”且更没有站在特定的历史时空点上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对主题的把握不一样，作品产生的影响就不相同，这也和艺术家的责任心、情趣、胸襟等修养息息相关、还和画家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密不可分。我把徐悲鸿的“奔马”产生影响的时代称“悲鸿时代” （当然，每个专业人士都知道徐悲鸿先生对中国的影响是他的油画和美术教育革新，但广大老百姓最熟悉的是他的中国画“奔马”，正如一提起齐白石老百姓就说他是“画虾”的一样。）。
中华民族以自己博大雄健的气度从几千年的历史时空中走来。历史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着自己的规律，人们所想象的“跨跃”、“跃进”、“辉煌”等等，只能是一种理想和激情，甚至有时会成为幻想。历史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激情而加快步伐，如果人为的左右历史，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过去的风风雨雨中，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西部都曾被“激情”燃烧过,但到最后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实事求是的走了过来.现在,一个日益强大的民族正高昂着头颅，迈着雄健敦实的步伐向世界走来。写到此处，我就想起了行进在大漠风云中的骆驼，在我看来只有骆驼的形象 才能完全的诠释这一切。所以我以最大的努力在抒写骆驼的形象，并且打算用一生的时光去锤炼，决不放弃，为了我可爱的西部，为了我可爱的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