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安邦的创始合伙人，1993年创设安邦(ANBOUND)，现为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宏观经济、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陈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多所中国大学的教授及博士后导师。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一方面，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等中长期改革压力;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又迫使中国必须维持短期的“底线”增长。两种需要带来的压力、矛盾和冲突，在经济政策上表现为各种政策纠结和政策冲突，有时甚至出现轻率的政策出台与迅速的自我否定的现象。经济新常态下的这种罕见的政策表现，使得中国寻求政策突破口的压力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常规的宏观调控作法效用不明显，刺激消费远不是提供消费信贷那么简单;实体经济的推动，也不是仅靠央企一个生产部门就能实现的;投资的提升，又面临产能过剩的严重制约;而资本泡沫又在不停地制造一个又一个市场的震荡。如何协调好社会资源，而不是使之更为畸形，得以在今后创设一种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重振旗鼓的关键命题。
而在这其中，经济的效率和效能是最核心的改革原则。
一、中国经济低迷亟需政策突破
2015年至今，多个经济数据仍然在下滑中“挣扎”。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7%的底线速度。8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下降9.7%，其中，出口下降6.1%，进口下降14.3%。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今年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0.9%。实际上，中国的投资下滑已持续数年，2012年初的增速为22%左右，持续下滑至现在的10%左右。中国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不及6.5%的预期水平;与去年相比，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已经显著下滑。
图1：中国经济增速已进入趋势性的下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安邦咨询(ANBOUND)制图。
图2：中国工业增速不断放缓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安邦咨询(ANBOUND)制图。
中国经济低迷不仅影响了国内市场，还引发了全球关注。美联储最近做出不加息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经济的疲弱，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在9月17日的议息会议之后，美联储主席耶伦谈到海外局势时表示，美联储主要聚焦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并强调对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和决策能力感到担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国际油价和原材料价格下跌等原因，使得评级机构把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大国的信用评级调低至“投机等级”，而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其信用等级也被惠誉从A+降至A。有理由担心，如果中国经济形势得不到扭转、宏观政策上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能力，中国也有被降低评级的可能。
美联储主席公开表达对中国经济的担忧，这已经算是顾及外交考虑的“克制”之举，而资本市场早已用行动做出了反应——中国的股灾、规模可观的资本外流，都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正在急剧下滑。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大幅减少939亿美元，而且是连续第四个月下降，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进一步证实了安邦咨询(ANBOUND)此前的警告：负面预期正在引发中国市场上资本和财富的重新配置。虽然中国外汇储备仍然有3.554万亿美元之巨，但去掉购买美债的1万多亿美元，去掉基于“一带一路”、对外援助、大宗商品等已经投资、花掉的部分，以及必须留作“灾备”之用的存底部分，中国真正能使用的外汇储备部分其实规模并不大。
实体经济领域的数据和金融市场上的悲观预期正在“合流”，在中国市场造成更大、更广的负面影响。这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耶伦对中国“决策能力”的担心并非虚言，而是反映了国际市场对中国政府应对的普遍担心。中国的政策部门不仅要对形势变化有足够的重视和预期，而且应该集中各方资源，找到足够有效的应对策略，刺激并扭转当前的经济颓势，方有可能度过当前的难关，重上稳定增长之路。
二、基建、互联网和金融救不了中国经济
当前，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改革方面，在现实中都进入到了一个卡脖子的阶段。改革的设计者希望向市场开放更多的领域和空间，但有能力进入这样的领域和空间的民间企业和民间资本却少之又少。原因在于，中国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搞的太久，计划搞的太多，而市场经济搞的太少。因此，当改革进程需要市场经济角色的时候才发现，能用的角色还真不多。尤其是一些需要巨额资本的领域，比如铁路、航空等，依然是国有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能够有实力进入并与国企竞争的民营经济迄今还寥若晨星。民营企业在中国虽然数量众多，但在中国市场上依然处于“小散户”的地位。
政府加大基建投资能够承担起扭转经济的重任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启动的“4万亿”刺激计划，重点是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虽然刺激了经济，但也存在加剧结构问题、延缓结构调整的负作用。本届政府上任后，曾经想力避“4万亿”老路，把经济工作重心重新转向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但2015年的经济下行压力出乎意料，为保短期增长，政府只好重拾放宽货币、加大投资的政策工具。
根据安邦咨询(ANBOUND)跟踪观察，自去年10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明显加快了项目审批步伐。2015年第一季度，发改委共批复9个基建项目，涉及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和航道建设，总投资超过1142亿元。第二季度发改委加快基建项目审批。从5月18日开始，短短45天内，发改委集中批复了23个基建项目，总投资超过7728.7亿元。上半年发改委批复的基建项目总投资额度达8922亿元。在9月份前半个月，发改委集中批复项目达19个，合计投资近3200亿元。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来，国家发改委批复基建项目已超过万亿。为支持投资基建，中国还计划在2015年至2017年的3年内分批发行合计1.2万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建设债券，用于支持异地扶贫搬迁等三农建设、轨道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等建设工程、城市地下管廊、棚户区改造等。
从目前形势看，在保增长压力下，目前在鼓励基建投资的政策上有超过“4万亿”的势头，但由于投资效率降低，光靠加大以基建为主的投资难以真正扭转经济下行的压力。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结构问题未有效调整，此时加大投资只会加剧经济结构的缺陷问题。
传统的基建投资难担大任，那么互联网、众筹、公募和基金能发挥市场经济的主力军作用吗?这些概念虽然近来热度最高，但可惜它们都不是什么新概念。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也有网络和网络股热潮，我们称之为“新经济”或是“虚拟经济”。当时大家都认为，新经济的苗头不清楚，能做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所以一方面是做的问题，另一个方面就是看的问题。后来的事情发展很清楚了，还没等到看清楚，“新经济”就已经自己烟消云散了。所以，这些新经济除了债务之外，可能带给人们的好处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都没能留下什么印迹。
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的成功，以及中央政府提出“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得互联网经济再度成为中国最“潮”的行业。不过从实际发展看，互联网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提供平台便利、使很多中小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同时，也打掉了很多商业中间环节。安邦咨询研究团队在不少地方调研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官员也开始意识到互联网经济对其他业态的杀伤力，他们表示，互联网经济挤垮了很多传统商业形态和传统企业，造成了失业压力。许多互联网平台企业所创造的盈利，实际上是过去传统商业多个环节利润的转移——传统业态赚的钱都跑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去了，但社会新增财富并未增加。因此，所谓的“新经济”，实际是摧毁了生产力，而不是创造了生产力。
近年中国大力推动发展的金融业，更是无法承担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近十几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发展突飞猛进，各类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建设、多种金融业务的创新、多种加杠杆机制被引进、多种金融衍生品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与此同时，在“快速城市化+流动性宽松”的组合中，资产价值升值的蛋糕太好吃了，就象鸦片一样具有诱惑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与中国的债务扩张时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吻合性。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发展与全社会债务扩张存在密切关系。由于中国经济“虚拟化”的速度太快，而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日益艰难，中国的经济资源正在“脱实就虚”，大量的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和资产市场。有人会说，中国的金融市场也需要发展和扩大。的确，中国的金融市场需要继续发育，但不要忘了，中国的金融仍然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玩不了美国式的金融!
三、中国可利用“财团经济”来扭转困局
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产业发展需要投资，现在经济增长率下滑，政府感到着急，于是又开始降息、减税，甚至地方债也可以抵押借款，各种措施纷纷出台。但这些做法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益处并不多;相反，强化原有缺陷和问题的情况倒是不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经济结构缺陷没有解决的条件下搞任何量化宽松，都是对缺陷的错误放大。债务该增加的还增加，产能过剩的更过剩，能够剩下的可能只是一个经济增长数字。以减息为例，民营经济本来能够拿到的信贷资源就非常少，所以减息只是利好国有企业，进一步为未来的市场改革创造难题。房地产的情况类似，本来不少城市的房地产已经搞过头了，再实施减息等宽松政策，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近年出现的金融与实体经济人为割裂现象，是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难以获得金融支持乃至不得不介入高利贷融资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实体经济本质上属于各个产业相互交融组成的经济系统，只要部分行业相对被限制获得资本，整个实体经济都将受到拖累，这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表现尤其显著，实体经济信心由此不断遭受打击。这从最近七年来国内居民储蓄存款从20万亿猛增到50万亿即可见一斑。
在诸多问题下，中国经济走到了一种压力丛生的困境中。如何摆脱这种困境?中国政府部门需要建设性的“大招”。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在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等方面。具体而言，我们建议，中国应该引入财团制度，利用财团法人实现资本积聚，化暗为明，积小为大，依此来刺激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财团”在中国一直被戴了一顶具有意识形态特色的大帽子。按照一般定义，财团是由极少数金融寡头控制的垄断集团，通常包括少数大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为数较多的工矿企业，商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又称金融资本集团。财团本来被视为寡头，再加上垄断利润，名声很不好听。此外，财团在中国法律上也没有明确的地位，一般来说，财团法人是指法律上对于为特定目的的财产集合赋予民事权利能力而形成的法人。甚至有人说，根据中国的法律，基金会就是财团法人了。
其实，财团法人具有悠久的历史，甚至从古罗马时期就有萌芽了。到了现代社会，像美国的洛克菲勒和日本、韩国的财团已经相当有名了。尤其是日本，除了三菱、住友、三井、富士、三和以及第一劝银六大财团之外，当涉及到具体的大型项目之际，市场还会组成各种专门的财团来加以实现和落实。因此，财团实际上还是一种重要的产业资本集聚形态，值得我们的政策部门认真思考。日韩普遍存在的把商社和金融整合为一体的“财团经济”值得我们借鉴，尤其在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更是值得刮目相看。这种实体经济和金融相结合的财团经济通过内部的相互支援稳定了流动性，避免了实体经济大批量倒闭。在中国，自金融危机以来，相当一批实体企业大面积倒闭，正好从反面折射出日韩财团经济的优越性。
财团与其他法人形态相比，具有三大特点：第一是实力强。在法规和政策的影响下，财团可控制的产业部门得以遍及重工业、轻工业、传统工业、新兴工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等。第二是控制力强。这是真正强大的产业资本力量，他们的资本纽带关系以及产业纽带关系，非普通金融机构可比。第三是民营、家族和地方色彩。在政府和政策的主导和推动下，各财团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一些财团可以由单个家族控制变为多家族控制，可以推动财团资本进一步社会化。
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发展“财团经济”还有一个好处——引导民间资本从“全民搞金融”的热潮中挣扎出来，转向理性的产业投资。中国是大国经济，需要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实体经济要真正搞好，需要宏观政策的有效激励，“全国上下一门心思搞金融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始终还是需要有人搞产业，搞实体经济。因此，鼓励一批民间财团的发展，给予政策优惠和信贷支持，以吸收社会资本为主，支持其专门从事产业投资，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尤其是在进一步放开市场投资准入方面，强化国企改革(混改)的同时，真正放开一部分领域，让政府主导下的民营资本更多地参与其中，这样才有可能发挥政策效力，将民间资本引导到实体产业领域。
四、国外“财团经济”发展的经验
财团通常包括少数大银行，保险公司以及为数较多的工业企业、矿业企业、商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各个财团都在很多经济部门活动，它们不仅利用自己的资本，而且主要是利用所控制的大量他人资本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世界财团指由极少数金融寡头所控制的巨大银行和巨大企业结合而成的垄断集团。
从国外财团发展历史看，其特点主要有：(1)财团的实力和稳定性增强，行业色彩日益淡薄。财团所控制的资本十分巨大，所控制的部门很多，遍及重工业、轻工业、传统工业、新兴工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等。(2)财团对国家的控制和利用较强。各大财团的巨头亲自出马担任国家首脑和政府部门要职，出面组织各种民间机构，对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以控制国家机器。(3)财团资本逐步社会化。各财团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使一些财团由战前的单个家族控制变为多家族控制，很多财团虽保持原来的家族名称，但实际已由几个甚至更多的家族所支配，财团的资本进一步社会化了。
按财团的组成形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家族为中心形成的财团，如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伊维伊玛财团等;另一类是以地方为中心形成的财团，如克利夫兰财团、芝加哥财团、亚太财团等。二战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团都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并且都具有了新的特点。
表1：世界各国的著名财团
1、美国财团
洛克菲勒财团，美国十大财团之一，排在十大财团的首位，创始人J.D.洛克菲勒。是以洛克菲勒家族的石油垄断为基础，通过不断控制金融机构，把势力范围伸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美国最大的垄断集团。
洛克菲勒财团是以银行资本控制工业资本的典型。它拥有一个庞大的金融网，以大通曼哈顿银行为核心，下有纽约化学银行、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以及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等百余家金融机构。通过这些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控制了许多工矿企业，在冶金、化学、橡胶、汽车、食品、航空运输、电讯事业等各个经济部门以及军火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它控制下的军火公司有：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马丁·马里埃塔公司(与梅隆财团共同控制)、斯佩里·兰德公司和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与梅隆财团共同控制)等。洛克菲勒财团还单独或与其他财团共同控制着联合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环球航空公司和东方航空公司等5家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
2、日本财团
日本的财团形成于二战之后，它们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成的“商帮”。日本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财阀，财阀是战前日本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它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具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特点。二战前由家族控制的日本财阀是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发展起来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当时最有实力的财阀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4家。
日本战败后，旧有的财阀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英、美式的企业制度。美国以反垄断为名，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同时输出大量资本进入日本。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经济被美国控制，形成变相殖民化。1951年以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放宽了对垄断资本的限制。在日本的银行尚未解体的前提下，产融开始重新聚合，新的财团开始出现，逐步形成了产、商、融三位一体的财团体制，其特点是由法人持股，职业经理人运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为解体后重组，具备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财团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为对抗外部经济势力而由“官民一体”整合而成，它们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表2：日本六大财团概况
信源：安邦咨询(ANBOUND)根据资料整理。
日本财团通常采取横向联合方式，由3个核心部分组成，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基金等);综合商社(主要业务是贸易和投资，以贸易为平台，控制物流);装备制造企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除此之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至某一财团。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纳入业务经营体系，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
日本的六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大型企业。日本财团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其中，综合商社是财团模式最重要的核心，财团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综合商社身上。综合商社的业务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产品。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同时又有金融服务功能，具体体现为集贸易代理、金融服务、产业投行、仓储物流、情报系统、投资咨询和产业组织者等职能为一体，发挥综合运营和协调作用。综合商社的意义还在于其代位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
当代的日本财团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它已成为真正的社会企业，被称为“民有国营”企业或“国民企业”。虽然财团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内含的传统家族文化却得以延续。以家庭为例，在这种新型、现代化的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一般为成员企业大股东)，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成员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负责生儿育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扶持众多制造企业)，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进行谋划(海外扩张、情报获取)，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而产业则扮演了儿女的角色，当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孕育出的新兴产业上，或将富余的资金存入父母的钱箱以供全家统筹。
凭借特有的财团模式，日本打造了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海外资源的稳定交易。日本也因此成为相对独立于美国经济体系而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财团模式的成功根本在于实业与银行的紧密结合，并通过“商”这个纽带和平台，将“产”和“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争夺世界的定价权和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虽然国内外对“财团经济”模式存在争议，但不容否定的有两点：一是，日本、韩国等国的“财团经济”成为东亚国家一种成功的经济组织发展模式，表现得远比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更为成功，而且还成功地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全球跨国公司中颇有竞争力的一部分。二是，政府和政策的主导作用和空间明显存在，并且更有效率。因为对全民只能“号召”，而对“财团经济”，则可以有更多、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加以使用。因此，日韩等国的“财团经济”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五、以“财团经济”大力振兴民营经济
如果中国要借鉴“财团经济”模式，应该如何实现呢?在我们看来，“财团法人”的建立应该以市场为主来进行，政府能做的就是开放市场，给出政策许可或引导，其他的由各个企业自身来决定。中国民营经济为主的财团经济不会像国外一样谋求政治地位，以三井财团为例，很多年前它的营业额就达到1700亿美元，中国的财团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程度，他们只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法律和法规管理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国外的财团重在产业资本的组合，而中国现阶段的财团，重在聚沙成塔，形成产业资本，从而让社会资本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将50万亿储蓄利用起来，发挥正面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却不会扩大基础货币的规模。
以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平均每个省搞10个财团的话，政策划定每个财团的底线资本为100亿，则中国的“财团经济”可能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凝聚3万亿的社会资本。一旦市场经济中出现这样的财团和资本实力，则可以运作的产业规模将会大为提升，竞争能力将会大为增强。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同时还为家族企业的未来，指明了一条共同发展、传宗接代的发展道路，避免了迫在眉睫的富二代接班问题。
“财团经济”是一个具体的“招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目的是通过发展“财团经济”，来动员和集约资本，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这种模式如果能落地，对于利用社会资本(利用50万亿居民储蓄)来振兴经济，将会发生显著的作用。
安邦咨询曾经提出过，中国应该尽快推出“民营经济振兴计划”来稳定经济增长。这一计划类似于新的“4万亿”宏观经济刺激计划，但与过去的“4万亿”计划不同的是，它是明确针对民营经济的。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当真正的经济危机来临时，国有企业是靠不上的，这些占用了众多政策和财政资源的庞然大物，比民营企业更需要政府提供支援和救济;政府放眼向市场望去，发现具有足够规模、在经济上可以依靠的民营企业寥若晨星，原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如此不足!
“民营经济振兴计划”就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对策。它着眼于改变市场环境和氛围，通过建立新的向民营经济开放的信贷体系和标准，修正一些做法，结合一些改革，让大规模振兴民营经济计划得以顺利实现。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一次中国大规模民营经济振兴计划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从邓小平释放生产力的决策之后，实际有关的经济刺激计划，要么是针对宏观经济的，要么就是推动国有企业成长的，因此，在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久违之后，十分有必要考虑再次推出这样的宏观刺激计划，有针对性地调顺民营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就这一政策的根本目标而言，就要通过刺激民营经济的活力，重振实体经济，引导社会资本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循环圈里面，而不要只盯着股市、房地产这些有限的投资品。
从政策操作来看，振兴民营经济计划不能是只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搞“财团经济”应该成为大规模振兴民营经济的关键一环。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强调“财团经济”模式，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体经济中的民营经济出走的不少，现在整体体质虚弱，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再加上民营企业现在的投资比过去要谨慎，因此必须考虑积小成大，这样才能逐步强化其国际竞争力。就此而言，“财团经济”也是民营企业集聚力量发展的一个平台。
中国金融落后西方上百年并非危言耸听，要改变金融与实体经济人为割裂的现状，扭转中国经济困局，必须靠实体经济，而大规模振兴实体经济应该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力量，有关部门应考虑大张旗鼓地尽快出台“大规模民营经济振兴计划”。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形势下，应该以政策来鼓励民营企业组成“财团法人”，以“财团经济”的模式来集聚社会资本，扩大投资，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增长亮点。
